Category Archives: 读书札记

    在许多失眠的夜晚，夜读鲁迅沈从文萧红，有一种“中国萧笛的绵长的悲音”。     鲁迅先生是我越长大越崇敬的人，用崇敬这个词毫不为过，我惊异于他灵魂的幽深广袤，他有严肃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杂文亦庄亦谐，嬉笑怒骂，鲜活生猛而不失文化底蕴，嘲弄着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体现着一个智者居高临下的纵横捭阖。同时他又是一个存在主义诗人，《野草》中那些瑰丽奇峻的意象：彷徨于无地独自承担黑暗的“影子”；不知道“怎么称呼，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明知前面是“坟”，却偏要向前走的“过客”；“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着”的“孤独的雪，雨的精魂”。他如此深刻地体验着孤独与绝望，在自我的世界里创造这一切，所以他说不希望青年人《野草》，《野草》只属于他自己。     鲁迅深深懂得绝望，却仍然要奋起反抗这绝望。浪漫主义诗人在爱与美的幻想中逃避，只有鲁迅勇于直面严酷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他不断怀疑这个世界，不断怀疑自身，剖析着他人和自我的灵魂，于是有了小说中的复调色彩，有了反讽与张力。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物交替在他的作品中，构成一部千姿百态众声喧哗的荒诞剧，英雄与小丑、表演者与看客、圣人与群氓，庄严消解了，神圣撕毁了，最终是群魔乱舞的大狂欢，没有了虚无也没有了所谓的意义。感慨一句，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怎一个真实深刻了得！     沈从文的作品中有一种温暖的诗意，或许跟他“过于爱这有生之一切有关”吧。他避开现实，执著于他心中纯净自然的湘西世界，于是有了翠翠这样纯美的少女以及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沈从文也深知这美好的恍若流星，《边城》的结尾在悲剧之余留下回味，是作者给自己以及读者的幻想，他并不愿亲手把那些有价值的撕裂给大家看，他更愿意虚构美的存在。沈从文有南方的灵性和对宇宙人生的彻悟，他的感觉如此纤细，以至于写到空气中有甲虫的气味，黄昏时人们心中薄薄的忧伤，熨帖而自然。他四十年代的散文里更是“为抽象发疯”，生命的完好形式存在于抽象，在现实里无影无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单调严峻的外部世界把这位田园牧歌诗人一步步逼进抽象的玄想世界呢。他的湘西世界永远充满自足的生机，一切都那么健全，充盈着原始的自然强力和淳朴古老的民俗色彩，或许他愿意在其中沉迷一生吧。     萧红的一生便是一部小说，个人的身世之感，对童年往事的深情回忆，构成了她作品的明丽与凄婉。与丁玲的大胆叛逆相比，萧红更偏向传统美学哀而不伤的含蓄。萧红是一个生活在回忆里的作家，《生死场》中北方城镇单调的美丽和人民的善良愚昧，生与死，生命的永劫，融进了作者太多生命体验。她的创作时间虽短，却足以留下永恒。     接着说的应该是张爱玲了，在对人性的挖掘上，她丝毫不亚于鲁迅。张爱玲的家世背景让她从小深谙大家庭中人的自私虚伪，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相互试探与欺诈。她的小说里有太多大都市中的旧式女人，受过教育、美貌精明，却无法独立，只能在与男人的较量中成就或牺牲自己。《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的调情看似小资，对白流苏而言却充满生存的焦灼无奈，张爱玲的小说永远那么苍凉绝望，叙述却不动声色，背景的纸醉金迷更衬出人的苍白病态。张爱玲有对人性善恶的本能敏感，尤其洞察女人，所以《色戒》中最后王佳芝被处死，似乎说明在爱情或情欲纠葛中女人永远属于弱势的一方，曾经的美好到了最后草率结束，割舍不下和成为牺牲品的是女人，因为她们的脆弱感性。张爱玲小说中有一种“惘惘的威胁”，对时间的流逝与滞留，对人生的荒凉冷酷，以及世俗生活的烟火气与情趣贯穿她的整个创作中。 （待续）

[b]投身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莎菲女士[/b] ——点评40年代以来的丁玲其人其事 知道丁玲,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偶然读到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不由浮想联翩,小说里边大胆细致的描写,让当时的我深深震撼,从此,丁玲——莎菲女士的印象就烙在记忆中。差不多过了十年之后,才再次解读丁玲,才发现更多震撼人心和耐人寻味的东西.人的一生多么复杂,命运到中途往往会改变.对于某些事物,我们的认识也许永远无法抵达本质,但一切不会是徒劳,在反复的追寻中,许多东西渐渐明晰,而我们也因此更加清醒.写下这些话并不是故作深沉,对于丁玲这个人物,我无法用严谨的论文形式来论述我庞杂的情绪,只能信笔所至,尽量表达那些思绪而已,以上权当前言. 早在30年代,瞿秋白就说过:“冰之(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也赞同这一说法,在她生命的晚年,1984年8月,看到中组部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后,饱经沧桑的丁玲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信中写道:“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这位个性坚强的女作家,用她的一生证明了这句预半夜凉初透言.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个人的气质很难改变,不管外部环境,个体生存境遇发生怎样的变化,性格中的核心因素永远是相对固定的.今天我们来看丁玲,就会发现她独特的个人气质是怎样指引她的思想行为,通往一条必然的历史之路的.从莎菲女士到革莫道不消魂命斗士,看似有天壤之别,其实是个人与时代的必然.在此不赘述丁玲在现代文学中的创作风格转向及其思想改观,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后期这位女作家怀着对光明的向往奔赴陕北,从此展开了生活中新的一页,也为她后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陕北丁玲受到了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写词赞扬她:”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这位”五四”后的新女性,曾经因大胆叛逆的笔触轰动文坛的“莎菲女士”,现在似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斗士”,她组织文协,开拓苏区文艺战线,甚至亲自率领服务团上前线.她无疑是满心喜悦的,她在黑暗的沉闷的环境中挣扎太久,此时的世界对于她来说不啻于重生.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事实上毛泽东等人也是这样过来的,从黑暗到光明,现在革莫道不消魂命事业初具规模,正是人人心中都充满理想的时候,毛泽东用他的诗人气质感觉到了这一点,对于丁玲,一个真正的作家,她肯定有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于是像飞蛾扑火一样,她奋不顾身地投入革莫道不消魂命队伍. 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很多时候生活的常态是苦闷、烦琐、无聊，甚至绝望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丁玲满心喜悦地准备在这个新世界大干一场,当理想主义的热情适当退潮后，她失望地发现延安也不是完全的“理想国”.性别不平等、歧视依然存在,作家的纯真和正义感让她拿起笔写下了那篇《三八节有感》,她以为大家会听见她的呼吁引起重视,至少领佳节又重阳导人那么关怀她,周围的同志们也敬佩她,她处于良好愿望的谏议当然会有相应反响,没想到,这篇文章受到尖锐批评，而且是在毛主人比黄花瘦席亲自主持的一次高干整风学习会上。康生甚至借机无中生有地说她是“叛徒”，丁玲陷入痛苦之中，她没有想到，以后等待她的还有更多厄运。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丁玲带来无比深刻的影响，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非常诚恳地以《讲话》为武器把握自己，以能洗去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而愉快。她决心遵照讲话精神，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当中去，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凭着这种政治激情，她生活到农民中间，并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说这个时候丁玲的心态是非常真诚的，“为工农兵而创作”对她来说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性文学方针，而是个人艺术生命追求的最高境界。直到1981年5月，一个外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问及丁玲对《讲话》的看法时，丁玲这样回答：“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文艺不是为这个政治服务，就是为那个政治服务……毛主人比黄花瘦席的《讲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献，到现在都是如此，完全没有过时。” 建国后丁玲作为文艺界的骨干，很是风光了一阵子，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在当时中国文坛看来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然而灾难也接踵而至，1955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7年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右莫道不消魂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丁玲惶惑不已，怨愤不已，有几次，她当着党内一些干部的面放声大哭：“我痛苦哪！我犯了什么罪呀！”“做党员怎么那么难哪！”文瑞脑消金兽革时她更是遭到残酷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特殊经历，使丁玲最终养成了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定势，她甚至坚持认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现在看来过于偏激了。 其实从一些当时的资料看，丁玲一直是清高孤傲的。她在40年代的日记中曾经写道：“昨天下午六点坐汽车向行唐走。经过一夜，早晨八点才到达目的地，这里很热闹，全部人马都到了这里。我整天夹杂在这里面，并不感到舒服。我的不群众化，我的不随俗，始终没有改变。我所喜欢的，希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看来很不现实。为什么我总不能在别人发生趣味的东西上发生兴趣，总觉得大家都习惯浅薄的低级趣味。”这不仍然是那个拒绝庸俗，拒绝世俗，不肯随份从俗，特立独行的莎菲吗？到了50年代丁玲孤傲的性格仍然没有什么改变，韦君宜曾谈到丁玲说“她有一点傲气”，郭小川说他也有同感。丁玲自己在晚年也多次提起，她认为“那时的傲气是对的、应该的，如果我没有这份傲气，在那繁华的上海滩上，以我一个稚弱贫穷的少女而不为一些小风头弄得晕头晕脑，最后落得同流合污才怪咧。”丁玲骨子里是个文人，具有浓厚的作家型性格气质，作家与政治家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她偏偏进入了政治家的圈子，这无疑是悲剧与痛苦的源泉。丁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流囚生涯，那段漫长的岁月，让她从思想心态到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以至后来面对新时代的文学，丁玲“表现得不够开放”，她简单排斥意识流，认为“不合中国人的口味”，还上纲上线地说：“外国人喜欢我们的艺术，视为珍宝，而我们有些人自己反倒瞧不起自己，丢掉自己的珍宝，去捡别人的东西。”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固然与她“飞蛾扑火”的个性有关，更多的是时代社会造成的。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有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在集权社会中，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太过艰难，不管是有意无意，文人总是自投罗网，因其单纯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我们见得太多，可一代代的文人们仍在重蹈覆辙，且大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势。 丁玲与沈从文一度是非常好的朋友，但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经有短暂的“辉煌岁月”，而沈被打成“桃红色作家”，尽挨批判，处境凄然。据沈的儿子回忆，当时他们一家去拜访丁玲，阔别多年的故友重逢，本应兴高采烈才对，可丁玲那边态度冷淡，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不由让当时的沈从文心寒。丁玲与沈从文在思想上的分歧应该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丁玲接受了不少左翼文学理论，她大概是看不起胆小怕事，波澜不惊的沈从文的，这种态度在80年代她对沈的《丁玲传》的极力否定也可见一斑。“革莫道不消魂命”对于丁玲来说是一个诱人的词，可她毕竟没有足够的政治眼光，也没有沈从文的清醒淡泊，投身革莫道不消魂命洪流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当然悲剧是注定的，没有人能够幸免，沈从文也有他的劫难。在特定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无论怎么权衡取舍，选择某些自由总以放弃另一些自由为代价，只是丁玲的悲剧更显著，更大起大落而已。正如有人评价的，丁玲的一生一直在反抗一些旧的东西，但不得不以同意一种新的一致而告终。因为在由时代决定的命运面前，个人总是微不足道的，最终我们只会惨败，然而正因为这种对抗，我们的力量才得以显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勇士。 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一两个文人的生活也就是阅读历史，纷纷繁繁的历史中间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可以提前预想自己的命运，面向历史，人们显得多么渺小，描述、追索、解说，一切都会苍白无力，我们每天都在生活，承受着现实的一切，生活一天天走向未来，也一天天成为历史，无论如何，凝眸那些过去的事物，尽管影迹模糊，我们总有新的启示，我们的生存也因此获得稍许的温暖安宁，如是而已。